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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将婚约看得极重，认为婚约乃婚姻成立之关键。婚约至迟到唐代外化为婚书，是缔结婚姻的法定要件，一旦写定，便具有法律效力，不可轻易反悔。

《唐律疏议·户婚》已规定了男女悔婚的具体责任。先看女方，规定：“诸许嫁女，已报婚书及有私约，而辄悔者，杖六十……虽无许婚之书，但受聘财，亦是……若更许他人者，杖一百；已成者，徒一年半……女追归前夫，前夫不娶，还聘财，后夫婚如法。”由此看来，女方悔婚除了杖六十外，仍需继续履约。若另许他人尚未成婚，则杖一百。如果前夫不娶，女方须返还聘财，与后夫成婚。另许他人已成婚者，则刑罚升级为徒一年半，并返还聘财。再看男方：“男家自悔者，不坐，不追聘财。”由此看来，男方悔婚只是丧失了聘财，但不追究刑责。

唐代律法极力维护婚约的有效性，即便婚姻有妄冒欺诈之情形，也不得毁约，“诸为婚而女家妄冒者，徒一年。男家妄冒，加一等。未成者，依本约；已成者，离之”，且加重对女方悔婚行为的处罚，成为传统悔婚归责的基本原则。

元明之际，对女方悔婚责任有一定的减轻，并增加了女方悔婚的法定情形，这些情形以断例的形式逐渐确定下来。例如，未婚夫犯罪，女方可以悔婚。没有下彩礼者，如同没有婚约，女方更是可以自由选择。只不过元代为维护夫权，依然认定悔婚后皆是改嫁。且一旦成婚，即便夫犯重罪，妻只能从一而终。如至元十六年（1279年）五月，中书省礼部呈：“清平县樊裕告婿刘驴儿作贼，合无离异。本部议得：夫妇之道，人伦至重。若男弃妇，犹有三不出之义。女子从人，岂得反弃其夫？参详樊裕元召刘驴儿作养老女婿，已有所出，虽曾作贼经断，似难离异。都省准呈。”即女子已许嫁而未成婚，其男方犯盗及犯徒流移乡者，皆许改嫁；已成婚有子则禁止改嫁。以上情形婚约并非自始无效，一般都是由女方父亲自讼，经官方判定婚约无效方可改嫁。这一规定较南宋有所倒退，《名公书判清明集》显示：“已成婚而移乡编管，其妻愿离者，听。”所谓“移乡编管”是指罪犯流放他乡，并编录到当地名籍，限制自由加以管束之刑罚。南宋这一法定离婚要件在元代并未得到继承。

上述几例表明，在未婚夫作奸犯科后，大多数女方不知（不知律法有依）或不敢（怕男方报复或再难出嫁）诉请改嫁。此类案件在至元十一年前或不曾出现，一旦报官，便需经中书省这一最高立法和司法机构来决断，以维护三纲之“夫纲”，礼部或刑部均无权终决。

倘若女方作奸犯科（大多为犯奸）而被发觉，男方则可当然悔婚。即便男方可能因某种残疾而难以婚配，或者迫于女方势力强大而不悔婚，但也能借女方这一污点，要求彩礼减半而成婚。若是男方没有确凿证据，却以此恐吓威胁女方要求彩礼减半成亲，则“笞五十七，离之。”此规定意在防范男方恶意诬陷女方，仍是为了维护婚约之权威。

就此而言，婚约的有效与否是以男方为中心的。那么，是不是只要男方无盗罪以上之犯罪，女方就得无限期等待结婚，即婚约是没有时效性的？至元十二年（1275年）三月，中书省户部呈：“近为民间招召女婿，往往婚书上该写：年限不满，在逃百日或陆拾日，便同休弃，听从别嫁。本部议得：人伦之道，夫妇义重，生则同室，死则同穴，期于永久，世之常也。今后招召女婿，毋得似前于婚书上该写女婿在逃便同休弃听离语句。仍令有司严切教谕为之人，依理守慎，各务本业。如有游手好闲，非理在逃人等，严行断遣。都省准呈。”如此看来，元代民间早于官府对此问题做了回应，即婚约时效性当在婚约中约定。官府反倒是断然否决此等做法，以维护婚约的权威性。基于元代立法的特色，女方悔婚者的刑罚较唐代有所减轻，据《元史·刑法二·户婚》载，“诸有女许嫁……辄悔者，笞三十七；更许他人者，笞四十七。已成婚者，五十七；后娶知情者，减一等，女归前夫。”

明代扬弃了元代的上述做法，在《大明令·户令》中继承了毁约的法定要件：“其定婚夫作盗及犯徒流移乡者，女家愿弃，听还聘财。其定婚女犯奸经断，夫家愿弃者，追还聘财。”但对婚约的时效性进行了更正：“五年无故不娶及夫逃亡过三年不还者，并听经官告给执照，别行改嫁，亦不追财礼。”这一做法或是参照了宋代之例，即“夫外出三年不归的，其妻听改嫁”，官方俨然是将订婚和成婚同等视之，与前朝无异。可以说律法一直偏向男方，男方即便耽误了三五年时间，损失的只是彩礼，女方则需要承担民刑双重责任。

《大明律·户律·婚姻·男女婚姻》进行了总结性的规定：“若许嫁女，已报婚书及有私约，而辄悔者，笞五十。虽无婚书，但曾受聘财者，亦是。若再许他人，未成婚者，杖七十；已成婚者，杖八十。”相比唐律，明律减轻了对女方悔婚的刑罚，同时对一女二嫁的情形作了更为详细的规定：“后定婚者，知情，与同罪，财礼入官；不知者，不坐，追还财礼，女归前夫。前夫不愿者，倍追财礼给还，其女仍从后夫。”即后订婚之男方，若明知此女尚有婚约依然还要坚持订婚的，则与女方连坐。若在前未婚夫不愿再娶悔婚的未婚妻，则在后婚约有效，且以女方双倍返还在前聘礼为代价，彩礼被视为定金。总之，若女方悔婚，明代原则上认可在前婚约的效力优于在后婚约，男方享有履约的优先权。若男方悔婚，相较于唐律，明代规定“男家悔者，罪亦如之，不追财礼。”男方此时亦承担民刑双重责任。这一重大变化当是自宋代以来婚姻制度不断冲破传统观念束缚，女性在婚姻家庭中的角色价值逐渐得到认可之结果，清代亦如之。

（董凡 杨乐，作者单位：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法学与知识产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