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长江商报

欲速不达这一词，用在郑州速达工业机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速达股份”）身上颇为贴切。

早在2019年，速达股份就冲击A股IPO，但因重大关联交易等问题被否决。时隔一年多，公司再度冲击IPO，排队近一年，刚刚完成问询。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长江商报记者发现，速达股份与其二股东、A股公司郑煤机（601717.SH）之间的关联交易，不仅没有“收敛”，反而有扩大之势。2020年至2022年，二者之间的重大关联交易累计超过6亿元。且这些关联交易中存在异常，包括低价交易、免费服务等内容。这其中是否涉嫌利益输送？

近几年，速达股份深陷增收不增利困境。2022年，公司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05亿元，而早在2018年，公司的净利润就达到1.04亿元。

速达股份的业务招待费也较惊人。近三年，其业务招待费合计近3000万元，这对于一家员工总数不到700人的民营企业而言，明显偏高。这些钱，真的只是用于招待客户吗？

重大关联交易顽疾尚存

重大关联交易，往往被质疑存在利益输送、缺乏独立性等严重性问题。作为一家IPO企业，速达股份的关联交易问题尤为突出。

2022年6月22日，速达股份递交IPO上市申请，并进行了预披露，拟登陆深交所主板。

这是其第二次IPO。2019年12月，速达股份就申报创业板上市，但2021年1月20日遭创业板上市委否决。

长江商报记者查询发现，当时，创业板上市委否决的理由十分充足，指出速达股份系列重大问题，包括客户、供应商重叠、关联交易等。主要问题包括，郑煤机对公司存在重大影响而不实际控制的原因，实际控制人之间结成一致行动人是否为了规避郑煤机实际控制的安排，与郑煤机存在重大关联交易，且为郑煤机客户提供免费的质保期服务，接受郑煤机派驻的财务人员。与郑煤机之间的异常还有，向郑煤机的关联销售最终客户主要为神华集团及其子公司，对同一物料号产品，郑煤机各期向公司销售比向第三方销售的平均价格低28.72%、8.09%、5.64%。

速达股份为何要通过郑煤机向神华集团及其子公司销售，而不是直接合作？郑煤机向公司销售均价偏低，是否在为公司分摊成本？

当时，创业板发审委质疑速达股份的独立性等问题。

那么，时隔两年，这些“致命”问题解决了吗？

速达股份与郑煤机的渊源颇深。

速达股份成立于2009年，注册资本1000万元，李锡元与郑煤机各出400万元，另外200万元由自然人贾建国出150万元、李优生出50万元。当时，贾建国、李优生均为郑煤机员工，一人擅长市场运营、一人擅长技术服务。

速达股份在招股书中解释上述股权结构称，李锡元已经在机械服务行业积累了丰富的技术和经营经验，有意向煤炭机械服务行业发展。郑煤机管理层也看好煤炭机械后市场服务领域的广阔前景，其若开拓煤炭机械后市场服务，交由其体系外的主体来运作更有利于新设公司的运营管理和成长。

到2022年底，来自郑煤机的员工担任速达股份董监高的至少有6人。

近三年，郑煤机一直是速达股份第二大客户、第一大供应商，二者之间的交易有增无减。2020年至2022年，二者之间的重大关联交易金额分别约为1.70亿元、1.98亿元、2.43亿元，三年合计为6.11亿元。

如此严重的关联交易，对郑煤机存在明显依赖，二次闯关，速达股份能成功吗？

扣非三连增仍不及四年前

主板IPO，一个重要的条件是规模、盈利能力，虽然速达股份达到了条件，但缺乏成长性。

速达股份曾在新三板挂牌，根据此前披露的经营业绩数据，2012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62亿元、净利润0.42亿元。2013年至2016年，其实现的营业收入分别为2.24亿元、3.28亿元、3.03亿元、2.80亿元，起伏不定，低位徘徊。同期，公司实现的净利润分别为0.28亿元、0.35亿元、0.19亿元、0.28亿元，同比变动幅度为-33.85%、27.24%、-46.33%、47.58%，增降交替，亦属于低位徘徊。

2017年、2018年，公司实现的营业收入分别为4.50亿元、6.30亿元，同比增长60.75%、39.91%，净利润为0.75亿元、1.04亿元，同比增长168.47%、38.72%，营收净利均为高速增长。

或许，正是基于此，速达股份IPO信心大增，2019年，公司递交了上市申请。不过，当年，公司营业收入、净利润双降，分别为6.19亿元、0.69亿元，同比分别下降1.73%、34.18%。

近三年，速达股份经营业绩再次进入稳增长期。2020年至2022年，公司实现的营业收入分别为6.04亿元、8.22亿元、10.76亿元，对应的净利润分别为0.73亿元、1.02亿元、1.05亿元，二者均在增长。

不过，2022年，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增加2.54亿元，增长幅度为30.89%，而净利润仅增加299.96万元，增长幅度只有2.94%，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1.03亿元，同比增加243.83万元，增幅为2.42%。

对比2018年，2022年的营业收入较2018年增长70.79%，而净利润仅增加63.60万元，增幅为0.61%，扣非净利润不仅没有增长，反而减少64.37万元。

近几年，煤炭行业处于高景气周期，速达股份的经营业绩增长乏力，其盈利能力、成长性值得怀疑。

速达股份的应收账款持续攀升，2020年末至2022年末，其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分别为3.50亿元、4.77亿元、5.36亿元，逐年增长，分别占当期流动资产的60.14%、46.31%、52.55%，占比较高。

让人倍感意外的是，2020年至2022年，疫情之下，速达股份的业务招待费不少。这三年，公司的销售费用分别为2252.25万元、3294.05万元、2746.15万元；其中，业务招待费用分别为551.91万元、863.86万元、648.95万元，占比分别为24.50%、26.22%、23.63%。

2022年，速达股份员工数量达到近三年高峰，为691人，其中销售人员62人、管理人员46人。据此算来，2022年，每名销售人员的业务招待费超过10万元。而2022年的业务招待费同比下降明显，原因是，受外部环境影响，减少了实地业务拓展和异地拜访活动。

速达股份解释，销售费用中的业务招待费，主要包括为开拓市场而开展各类活动及在业务洽谈、对外联络、维护客户关系时所发生的餐饮费、酒水茶叶费等费用。

根据招股书，包括销售人员、管理人员、研发人员等的招待费在内，2020年至2022年，速达股份三年的业务招待费合计达2986.83万元。

员工持股与机构入股同价

实施股权激励方面，速达股份也有异常之处。

速达股份股权结构多次变动。2012年6月，公司第一次增资扩股，注册资本由1000万元增加至1176.47万元，新增注册资本全部由外部机构琪韵投资认缴，入股价格为5.84元/注册资本。

2014年12月，速达股份在新三板挂牌，注册资本由1176.47万元增加至5000万元。

2016年3月，速达股份实施定增，发行价格为3.50元/股，发行对象为员工持股平台及证券公司。公司称，高管骨干人员持股可以增强核心团队的稳定性，而引入证券公司股东可以增强市场对于公司的认可度。

2018年4月至6月，速达股份从新三板摘牌，赵全明、荆明、周平等九名新三板时期通过协议转让、做市转让等方式入股速达股份的外部股东，在速达股份于新三板摘牌后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转让给新余鸿鹄，新余鸿鹄系速达股份的员工持股平台。新余鸿鹄收购新三板时期股东的股份以实施股权激励。

这次股权转让，价格悬殊明显。发行价具体为，赵全明4.30元/股，荆明5.32元/股，周平5.99元/股，张世奡、瞿春芳、深圳市前海合之力量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力量创起航1号量化投资基金、深圳市森得瑞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7.99元/股，黄应强、深圳前海海润国际并购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海润养老润生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10元/股。

4.30元/股、10元/股，转让价格相差一倍多，显然不具有合理性。

2018年10月，速达股份再次增资扩股，新增115万元注册资本由新余鸿鹄认缴，发行价格为10元/股。这也是一次股权激励，让人不解的是，既然是以员工持股形式的股权激励，为何以新余鸿鹄收购外部股东时的最高价格定价？

2019年6月，公司再一次增资扩股，由君润恒惠、霍尔果斯蓝杉及长兴臻信认购，发行价均为13元/股。三名认购者中，君润恒惠、霍尔果斯蓝杉系公司引进的外部股东，长兴臻信系公司高管及核心人员持股平台，认缴新增资本以实施股权激励。同样，高价认购新增注册资本进行股权激励，让人意外。

2021年12月，第二大股东郑煤机将持有的速达股份10%股权转让给扬中徐工，转让价格为16.63元/股。

这次股权转让市场并不意外。当时，郑煤机持有速达股份31.48%股权，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李锡元持股比31.76%相差无几。为了IPO，通过股权转让，降低郑煤机对公司的影响力，保持控制权的稳定性。

综上，在多次股权变动中，速达股份实施股权激励的价格与外部股东入股价格相同。这些异常背后，是否存在不为人知的因素？